未来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将双重增长，成为人口结构中的主流群体之一，老年人口应得到充分重视；未来应紧跟时代需要，不断调整智慧养老服务方向和设计，积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道路。
（一）明确智慧养老在当前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功能角色
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等产品的使用在未来养老中的定位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完全替代劳动力；二是作为辅助技术，进一步提升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力负担。综合目前牛津大学、麦肯锡、普华永道、创新工场等对未来10—15年内365类工作被取代概率的预测结果：与养老服务相关的职业种类被替代的可能性均在5%以下，由此可见，诸如养老护理员（从事养老看护的职业种类）等与人类感情交互越多的职业工种，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较低。
从智能技术在老年护理中对人员替换和成本效率方面的影响来看，未来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护理人员短缺将对成本效益、护理需求产生一系列影响。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引入将减少需要护理的人与其他人接触的时间。作为一种辅助设备，而不是能实现互动的人的智能技术为孤独的老年人提供陪伴甚至友谊的观点将被质疑。Berkman和Syme的研究表明，社会融合的缺乏对老年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负面影响，任何旨在提高老年人福祉和生活质量的智能技术的目标，或许都不是培养唯我主义的独立性，而是促进和维持人际交往和联系的能力。因此，需明确技术的目的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取代它，要仔细审查任何智能辅助技术系统的效力。另一方面，当下新技术的成本相当高，需重点关注单靠社会支持是否可能取得同样甚至更好的结果。介于当前智能环境辅助生活系统不太可能被用作单独解决方案的技术，未来的核心点在于要在社会环境中考虑动态充分交互的技术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社会结构。这一系列方案的前提在于需要对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进行评估和分类，并分级进行智能化居家改造。
（二）树立“人文型智慧养老”的理念
智慧养老的发展须充分考虑“人文性”，树立“人文型智慧养老”的理念，基于对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准确理解和把握老年人生活中对信息的需求。构建智能养老体系，需在特定的情境下，通过智能化设备及大数据，充分了解老年人是“谁”，他们过去的经历、自身的生活观（即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的全过程以及包含的一系列中间步骤（满足基本需求和克服生活的挑战）。在进入生命周期历程的后期，老年群体会经常担心他们的选择和权利会因年龄增长而被剥夺；加之社会对老龄化消极的观念和态度，会使“老年无用论”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将进一步加重老年群体丧失对自身的控制感和掌握感。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在一定意义上可减缓老年群体生活的“被剥夺感”。因此，在技术的研发过程中需强调老年人参与技术原型开发的全过程，并坚持以下原则：（1）无害原则，任何使用技术的人都不得受到伤害；（2）自主原则（个人认同和自我决定），技术的使用符合用户的愿望、抱负和价值观；（3）福利原则，要求尽可能地优点最大化、缺点最小化，并尽可能改善处境；（4）平等原则，公平地提供资源，并且技术的发展可能促使对伦理原则的道德背景和社会完整性的重新审视。
（三）充分考虑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与智能技术的发展
个体老化过程中，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老年人对自主选择权、尊严和权力感的诉求不同，老年人世代的更迭将进一步放大这一差异。老年人与科技的互动不仅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还受到相关的社会关系和语境的影响，而社会对老龄化的定义和公众对老龄化的看法又反过来影响着老年人与科技的互动[9]。由于文化、经验和知识的差距，技术的设计和开发往往依赖于老年人需求、特征和期望的刻板印象，导致许多现有的系统尚未被欣然接受。应让老年人尽早参与到开发过程中，识别他们的需求并评估设计规范，提升技术的用户吸引力。
虽然个体老化是一种客观与可量化的现象，但确切的老年开始是一种主观体验，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中亦各不相同。老龄化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角色意识的重新建构，它代表着一个时间段内的包括生理和心理变化的转变。当个人处于初老阶段时，需提供智能辅助技术，让其更充分地参与社会活动或贡献自身价值和力量，强调较强的社会参与感；当个人处于高龄阶段（80岁及以上）时，他们对保健的需要，包括对慢性病的管理和日常生活活动的协助频率会显著增加。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7月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数据显示：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导致的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成为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的重要因素，其中人口老龄化发展亦成为催化的因素之一。在老年慢性病的控制中，治疗并非核心手段，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十分重要，这将增加家庭照顾者的照料负担，然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致使家庭照料劳动力存在短缺，照顾者为维持老年人有尊严地生活时将面临更多挑战。为帮助减轻紧张的家庭护理人员的负担，建议探索辅助技术设备的使用和应用。
（四）理清老年人与智能技术间的博弈关系
从当前智慧养老市场发展的角度看，智能技术和相关服务的购买和维护成本均很高，应重视老年人个体、政府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互动。一方面，老年人在做出接纳决定时，会根据潜在的收益来评估成本，因此，充分帮助老年人进行分析和进行沟通是关键之一，促使老年人将服务成本视为“明智的投资”而不是“负担”，促使智慧养老技术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从公共政策支持的视角看，在智慧养老发展中提供激励和补贴的政策举措也可能增加技术的采用度。如：在美国，只有不到5%的潜在市场采用了个人紧急报警系统，而在英国，这一比例为15%，部分原因是由国家卫生服务提供的全额补贴。智能技术的发展涉及各方利益的协调，已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对智能家居技术的态度是积极的，可通过适当的支持以克服老年用户中存在一些普遍的技术障碍。同时，政府在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中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其可通过市场监管、执行标准制定、隐私保护协议、补贴试点项目或初始投资成本支持等措施，提高智能技术的使用率。
（五）制定并完善智慧养老中的伦理规范
人工智能伦理与规范对于未来智能社会发展尤为重要，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5月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已有82个省级、副省级和地级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其中，数据是数据开放的核心，法规、组织、标准方面的准备度是数据开放的基础。智慧养老发展过程必然会面临伦理与规范问题，应加强针对数据开放的法规、政策和标准的制定举措。
总的来看，互联网技术应用于以智慧养老为基础的居家养老服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第一层面是指运用养老服务供给的技术与产品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各自技术的发展及相互融合；第二层面是指运用不断更新升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养老服务产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第三层面是指这些应用于养老服务的新技术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等。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劳动力数量与结构的发展趋势，使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将经历“可选”到“首选”再到“必选”的变化过程，因此，应动态看待老年人选择的行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和养老服务业运行的变化。